第二十九章 龙脉（四）（2 / 2）

朝廷当然不愿就此放弃对关东的统辖，更不能容忍后金的势力日益膨胀，于是明帝发狠，强调大军十万。号称四十六万，以杨镐为辽东经略，分兵四路进攻赫图阿拉。战争一开，胜负立马分晓，明军人数本就不多，又被分为四股，战力薄弱得已然不堪一击，而杜松、马林、刘綎几个杨镐帐下的庸才在努尔哈赤面前更像是被随意戏耍的孩童似地，被后金军击得找不到北，转眼之间兵败如山倒，消息被探子传到杨镐耳中，杨镐一听吓得灰头土脸，第四路连试都没敢试便直接撤回进关内。。

经此一役，关东局势陡然变化：努尔哈赤由守转攻，率八旗大军一口气挺进辽东腹地，击败所有眼前之敌并于天命六年大兴土木，将都城从辽西的赫图阿拉迁往了辽东重镇辽阳，后易名东京。按理说这一切本是顺理成章之事，之后太祖应以辽阳为轴心继续向东辐射，剑指山海关才对。。可这其中却发生了一件让人匪夷所思的怪事：四年后的三月初三这天，在没有任何先兆之下，努尔哈赤突然召集重臣及贝勒们进宫议事，言应立刻将都城从东京迁往盛京○1。臣子闻后先是大惊失色，而后齐心反对，言古来迁都都应慎之又慎，然辽阳始建四年，国力尚虚，金国无力更无必要迁都。

按我理解，诸臣之所以如此反对，其中既有为国分忧的大义也有不舍辽阳的托辞。因为盛京当时尚未开发，至多算上边关小城的规模，而达官显贵们方在辽阳安家，许多人豪宅刚刚建成，还没等享受就要迁都，自然有许多的反对和怨气。但太祖当即就举出一连串的驳词，称：‘盛京形胜之地，西征明，由都尔鼻渡辽河，路直且近；北征蒙古二三日可至；南征朝鲜可由清河路以进，且于浑河、苏克素护河之上流伐木顺水而下，以之治宫室、为薪，不可胜用也。。时而出猎，山近兽多，河中水族，亦可捕取，朕筹此熟矣，汝等何不从耶!’

太祖这一番话从地形、资源、地位几处并列举出盛京的种种好处，言语中显然已经是深思熟虑，态度几近牢不可改。而且太祖再次继承以往的迅速，当日庚午，大军便匆匆上路，并未有丝毫的耽搁。清史重刊的《满文老档》于天命十年特予以记载，其原文曰：“三月初三，汗向盛京迁移，在辰刻从东京城出发。予其父祖坟墓供杭细绸，在二衙门杀牛五头，焚烧纸钱，随后向盛京去，在虎皮驿住宿”，其言凿凿。

对于此次仓促迁都，后世史书乃至民间均有所提及。但许多细心人从清太宗皇太极在天聪九年修订的《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中发现了一丝疏漏。按照太祖所言，依着盛京的地理优势，攻打宁远应从都儿鼻渡辽河，路直且近。但《实录》中所记载的确是另一番行法，原文有曰：‘天命十一年正月乙巳朔。戊午上统兵征明，庚辰次东昌堡，翌日渡辽河，旌旗剑戟如林，大军至宁远’，由此一点，许多精通史学之人觉得，努尔哈赤为争战略是假，为避龙脉才是真。

独孤璞一生深居简出，沉醉于历史研究不能自拔，又精于风水学说，故而对明清遗案深有研究。早在漂泊海上盘玉之时，他就因《龙兴风水图志》与我提及此事。据他所言，野史中提到过：太祖在东京驻扎之时曾秘密召见过一位神秘的风水先生，并按照他的指点，先后在东京城西南角修建娘娘庙；在东门里修建弥陀寺；在风岭山下修建千佛寺，想用三座庙把神龙压住，以保龙脉王气，

注：○1盛京，即现在的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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