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确立政治自由的法与公民的关系（2 / 2）

关于羞耻的规矩世界上所有的民族都有，由于惩治是以恢复秩序为目的，所以，如果这些规矩在惩治犯罪时被破坏，那无疑是很可笑的。

在东方，更是有人做出以法律破坏法律的事情，比如他们处罚妇女罪犯时，用的居然是经过训练的大象。阴险而残忍的提比略曾下令，让刽子手对少女先奸后杀，原因竟然是为了遵循“还没有达到婚嫁年龄的女子不能处以死刑”这一古老的罗马习俗[531]。这位暴君哪里知道，他在遵循习俗的同时，却践踏着优良的民风。

日本官吏的做法更是荒唐至极，比如，他们在广场上把妇女脱光衣服示众，还强迫她们像畜生一样爬行[532]。再比如，他们让一个母亲对儿子……让一个儿子对母亲……[533]简直没法说，这些行为不单让廉耻为之战栗，就连大自然也瑟瑟发抖。

第十五节为控告主人而释放奴隶

为了使奴隶能揭发其主人，奥古斯都立下这样一条规定：如果拥有奴隶的人密谋反对他，那么就公开出售这个人的奴隶[534]。要特别重视对发现重大罪行有帮助的线索。因此，在那些蓄养苦役奴的国家里，奴隶虽然不可以做证人，但成为告发者则是理所当然的。

主人意图谋害塔尔昆的计划就是温德克斯[535]揭发的，尽管如此，温德克斯却不能以证人的身份出现在指控布鲁图的儿子的案件里。为国家做出重大贡献的人被还以自由之身，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并非出于让其为国家做出重大贡献而还其自由之身这样的目的。

这也是为什么塔西佗皇帝会下令，奴隶不能以证人的身份出现在任何案件中，不能提供对其主人不利的证言，就算是在大逆罪案[536]中也一样。查士丁尼的法令汇编并没有收录这条法律。

第十六节诬告大逆罪

说实在的，罗马的皇帝们虽然制定了那些令人痛心的法律，但这并非是他们自己的主意，要怪就怪苏拉[537]，对诬告者不予以惩罚就是他教导的，没过多久，诬告者居然还能得到奖励[538]。

第十七节对阴谋的揭发

在《旧约·申命记》[539]中有这样一条律法：“如果有人暗中引诱你，让你去信奉其他的神，你必须用石头将他打死，不论这个人是你的兄弟，或是你的儿女，或是你的娇妻，或是你可共生死的朋友，不单是你，还要号召民众一起动手[540]。”这条法律显然给予了一切罪行极大的方便，所以，它不能用作我们所知的大多数民族的民法。

还有一些国家法律规定：遇到阴谋不揭发者，一律处以死刑，就算与阴谋没有一星半点儿的关系也应如此。君主政体国家如果要实施同样的法律，最好加以限制，因为这是一条相当狠毒的法律。

在这样的国家里，把大逆罪划分等级是极其重要的事情，这条法律也只能是针对最高级的大逆罪才可不加限制地使用。

在日本，就算是非常一般的案件，知情不报者也以死罪论处。这也是日本法律违背人类理性的地方。

有两个女子，一个是情场上坏主意很多，另一个是知情不报，结果两人被判死刑，刑罚是被禁锢在同一个插满尖钉的柜子里，直到死去。从这样一个故事[541]中我不难看出端倪。

第十八节过度惩治大逆罪给共和国带来的危险

在一个共和制国家里，对谋划颠覆共和国之人的报复与判刑，应该随着此人被打倒而停止，就连奖赏也一样。否则，大权往往会因重大变故而落入少数公民手中，而这少数的公民正是叫嚣复仇最凶者，他们将打着复仇的旗号建立暴君政体，这样摧毁的就不单单是统治者这么简单的问题了，摧毁的将是整个统治体系，而这就是滥施重典的结果。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能宽宥就宽宥，能少放逐就少放逐，能少没收财产就少没收财产。应该让政体尽早回到正常轨道中，让法律再次成为一切的保护者，而这一切就包括每个人。

希腊人对暴君或那些被怀疑是暴君的人的报复从来都是无限度的。不但这些人的子女会被他们杀死[542]，有时甚至连他们的五个近亲也难于幸免[543]。届时会有很多的家族被放逐，国家更会因此变得不稳固。而被放逐的那些人就是为国家埋下的祸根，因为他们回归之时，通常就是政体发生改变之日。

企图实行暴政的卡西乌斯被判处死刑，可是他的孩子却没有遭到为难，这就是罗马人聪明的地方。“在与马尔斯人[544]的战争和内战结束之后，有人试图变更法律，禁止那些孩子担任公职，因他们被苏拉宣布为不受法律保护的人，凡有这样想法的人都是有罪的[545]。”迪奥尼西奥斯·哈瑞凯纳斯这样写道。

罗马人的心灵在一点一点堕落着，到底到了什么样的地步，这点在马略和苏拉对垒的战争中就已明显暴露了出来。这样的悲剧，人们本以为不会重演了。然而，在十大执政官执政期间，就有些人企图再残忍些，但是又不想让人看出，于是便用诡辩极力地做着掩饰，于是一种戴着面纱的可悲情景出现了。要想了解那些不受法律保护的条文[546]，可以去读一读阿庇安[547]的著作。也许有人会说，为了共和国好是这样做的唯一目的。他们说如此手段是其他手段所不能比的，会带来很多的好处，富人可以更加安全，百姓可以更加安宁，危及公民生命的事情是大家都担心的，所以都想方设法来安抚士兵的怨气，总而言之，所有人都将感到无比幸福[548]。他们说话的时候是那么镇定，没有一丝的羞愧。

当莱皮杜斯打败西班牙的时候，莱皮杜斯根本没看到罗马的血流漂杵，还在下着“尽情玩乐，违者将是不受法律保护的人[549]”这样荒唐到了极点的命令。

第十九节自由的行使在共和国如何中止

英国的议会干预法[550]有这样一项法律——以牺牲某个人的自由来保障所有人的自由。最崇尚自由的国家往往都是这样。类似这样的法律在雅典也有[551]，不同的是，虽然都是针对某个人，但要生效还需六千公民投赞同票方可。罗马的特殊法[552]，也是针对个别公民的法律，只是特殊法只有公民大会才有制定权。法律只有适用于所有人才能真正具有威严[553]，所以，西塞罗认为，凡是这样的法律就应废止，不管它是人民以什么样的方式制定的。看了世界上最自由的人民的一些做法，我得承认，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因为自由无须像用帐幔遮盖神像那样遮盖，自古以来都是这样，不论是在什么情况下。

第二十节共和国哪些法律对自由有利

凡是平民政体的国家，都会制定一些法律来保证控告的公开性，在这些法律下任何人都有指控他想指控的任何人的权利，以此来保护公民的清白不被玷污。埃斯基涅斯因控告忒西封，被处以一千德拉克马的罚金[554]，这是因为他未能得到五分之一的支持票，因为雅典法律中有这条规定；由于忒西封的控告是不公正的，所以，一个“K”字烙在了他的额头上，这是因为如果控告人不公正就要受到羞辱[555]，正是罗马法律所规定的。控告人的身边是有专人随侍的，这是为了防止其贿赂法官和证人[556]。

在接受审判前，被告是可以自行放逐的。在雅典、罗马都有这样的法律规定，这在前面也已谈到过。

第二十一节在共和国中，法律对债务人是很残忍的

如果一个公民向另一个公民借钱，那么，很明显，前者的地位远不如后者的地位高，前者很快又会囊中羞涩，因为他借钱就是很需要用钱。试想，在共和国中，他们在地位上的差距还要被法律拉大，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呢？

刚开始的时候，雅典和罗马[557]准许债权人出卖没有还债能力的债务人。梭伦下令，严禁强制任何人以人身偿还民事债务，从而修正了这一常规做法[558]。然而，梭伦虽然颁布了这条法令，但十人团[559]却不愿意效法他，并没有按照此法令改革罗马的做法。十二铜表法中许多地方都体现了十人团企图伤害民主精神的做法，并不止这一处。

罗马的法律对债务人极为残忍，使共和国屡屡陷入危险境地。人民一旦在公共场所[560]看到从债权人家中逃出来的债务人浑身是伤，肯定会激动万分、义愤填膺。债务人因为债权人不敢一直关押着他们而离开了囚室，从而得到了一些承诺，不过，根本没有人来兑现这些承诺。如此一来，人民便退居到圣山上。人民还是得到一个保护他们的官员，尽管没有使这些法律得以废除。摆脱了无政府状态的人们却差一点儿陷入暴政之中。曼里乌斯企图从债权人手中解救那些被债权人沦为奴隶的公民[561]，以此来收拢人心。曼里乌斯的计划并没有消除伤害，虽然很受人们欢迎。为了让债务人还债，又出现了一些为其提供方便的法律[562]。罗马428年[563]，颁布了一项剥夺债权人将债务人扣押在家里的权力[564]的法律[565]。帕皮利乌斯[566]作为债权人，给青年普布里乌斯戴上了铁镣，而且还想对他实行性侵犯。罗马从塞克斯图斯的罪行中获得了政治自由，而从帕皮利乌斯的罪行中获得了公民自由。

过去，这座城市因为有人犯罪而得到了自由，后来它的自由又因有人犯罪而得到肯定，它的命运就是这样。人民曾因卢克莱修的灾难而疯狂地反对暴君，后来又因阿皮乌斯谋杀维吉尼亚的事情而再次掀起反对暴君的狂潮。与臭名远播的阿皮乌斯事件相似的事件[567]在其过去三十七年后[568]又发生了，人民于是退到詹尼科勒，保障债务人安全的法律重新发挥了作用[569]。

从那以后，就算借钱之人没有偿还债务，债权人也不能因其没有偿还债务而追究他的法律责任，反倒是债权人要是违犯了反高利贷法，则会受到法律追究。

第二十二节君主国中，什么会侵害到自由

为了审讯某个人而任命的专员，是这个世界上对君主最没有作用的东西。在君主政体下，自由通常会被这种做法减弱。

对于君主而言，为这些专员而改变事物的正常规律是不划算的，因为他们没有多大的用处。这些专员总是一意孤行，因为他们是君主任命的，必须听命于君主，而且他们心怀畏惧，非常重视国家的秘密。所以按理说，君主肯定要比这些专员正直、公正得多。

在亨利八世统治时期，如果有贵族受到控告，负责审讯的都是从贵族院选出的专员。亨利八世杀死了所有想杀的贵族，使用的正是这个办法。

第二十三节君主国里的密探

君主政体下必须有密探吗？如果君主是个好君主，那么往往不需要密探。只要某个人对法律忠诚，那么他就对君主尽到了义务。对这种人应该保证其安全，最起码他应该有自己的房屋来遮风挡雨，而且还要保障他的其他行为的安全。如果密探是一个正直的君子，那么人们还可以忍受；如果是一个品德恶劣的人，人们认为这种人做出的事情也是卑劣的。君主对待自己的臣民要诚实、坦荡、信赖。假如一个人忧心忡忡、疑虑重重、胆小怕事，那么他与一个不知道如何演自己所扮角色的演员没什么两样。如果他发现法律从总体上来说法令严明、执行认真，人们都非常尊重它，那么他就会认为自己很安全。如果他看到风气大体上是比较不错的，他就会相信，任何人的个人行为都是良好的。他根本无法想象人们会多么拥戴他，他一点儿也不应该担心害怕。

人们为什么会拥戴他呢？只因为一切福利都源自于他，而法律则是一切惩罚的源泉。百姓们总是看到他那慈祥温和的脸，分享着他的光荣，享受着他的威严权力的支持。百姓一旦遭到大臣的拒绝，就忍不住会想，如果是君主本人，他一定会同意，大家都很相信他，这一切都充分证明了他很受大家拥戴。就算是遭遇公共灾害，大家都会认为君主是被奸佞小人欺骗了，或是抱怨他不知道事情经过，而不会去责怪他。大家总是说一些类似“君主如果知道就好了”这样的祈求话语，这也充分证明了他们很相信君主。

第二十四节匿名信

为了让人知道射箭者是谁，鞑靼人会把自己的姓名刻在箭上。在围攻一个城市的时候，马其顿的菲利普挨了一枪，人们拔下投枪时，看到上面写着：“菲利普挨了阿斯特致命一枪。”[570]由于官员手中掌握着法律条文，而君主则容易有片面的意见，所以当控告人为了公众利益而控诉某人时，不会找君主而会找官员，害怕这些法律条文的只是那些捏造事实、陷害他人的人。对诬告者最轻的惩罚就是压根儿不相信他们，他们当然会害怕法律，不愿让法律介入他们与被告之间。如果在审理普通案件时没有过多拖延，或没有牵涉君主的安全，那么就不要理会诬告者的诉讼。一旦遇到牵涉君主安全的案件，则应该相信，控诉人之所以开口说话是无奈之举。然而，对于其他的案件，我们就应该像康斯坦斯说的那样：“我们应该相信那个有仇敌而没有人控告他的人[571]。”

第二十五节君主国的治理措施

王权应该悄无声息地自由运转，就像一个庞大的弹簧一样。每每说起某个皇帝时，中国人会说天是他治理国家的榜样，即他像天一样治理国家。

有的时候运用权力要适度，有的时候则要用到它的极限。知道在不同的条件下使用不同的权力，而且能做到运用得当，才是治理国家的最佳境界。

人民认为施政宽大温和，则是君主国的所有快乐。始终记着提醒你是奴隶，这是那些愚蠢的大臣会做的事情。事实上，假如这是事实，那么他理应想办法不让你知道。只因为诸多原因，比如君主怒气冲天、君主惊讶不已、君主坚持要整顿秩序等，所以大臣才没有采用口头或是书面的方式告诉你，其实，他应该这样做的。君主进行鼓舞激励，法律来威胁恐吓，这便是治理国家的技巧[572]。

第二十六节君主政体下，向君主报告应该不难

通过比较，我们对此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佩里先生说：“最近，沙皇彼得一世颁布命令，不允许直接向他提出申诉。如果有人想向他申诉，必须先向他的大臣提交两份申诉。如果有冤情，之后可以把第三份申诉呈递给他。可是，假如申诉人提交的申诉没有道理，他就要丧失性命。从此以后，谁还敢向沙皇提出申诉呢？”[573]

第二十七节君主的德行

君主的德行对自由非常有利，其程度绝对不比法律的作用小。君主不但可以将一个人变得卑鄙、没有人性，还可以把一个卑鄙、无人性的家伙变得像个人，他就像法律一样。如果君主喜欢的是自由精神，他得到的就将是臣民；如果君主喜欢的是卑鄙精神，他得到的就将是奴隶。君主要注重荣耀和美德，号令所有人都建功立业，才能悟出统治的真谛。君主应该经常关注才华出众的人，丝毫也不担心出类拔萃的人成为自己的敌人，他一旦喜欢这些人才，这些人很快就能变得跟他一样。他不应该控制人们的精神，而应该争取人心。小民也是人，君主理应和蔼可亲，受到小民的拥戴应该感到高兴。百姓无法侵扰君主，因为他们之间有一条巨大的鸿沟相隔。对恳求，君主应该宽以待之；对索求，君主应该严厉对之。如果他拒绝，百姓就能从中得到利益；如果他施以恩惠，宠臣们就能从中获得利益，对此他应该明白。

第二十八节君主应该尊重臣民

俗话说君无戏言，对此君主应当谨慎。适当地开玩笑能拉近双方的距离，让人感到快乐，但是，如果开的玩笑过于尖酸刻薄，就会对人造成极大的伤害。君主开这样的玩笑能给人带来致命的伤害，要比卑贱的臣民开这样的玩笑更不适合。

君主存在的意义不是为了惩罚和羞辱，而是为了宽恕，所以君主公然地羞辱臣民是非常不应该的。土耳其人和莫斯科人羞辱臣民，不会使其名气受到败坏，只会让其丢脸，而如果某个君主羞辱臣民，那么他就会相当残暴地对待臣民，其程度远远超过土耳其人或莫斯科人，他如果羞辱臣民，不仅会让臣民丢脸，还会败坏臣民的名声。

君主的羞辱往往被亚洲人视为父辈对自己的慈祥关爱，这是亚洲人原本就有的想法。我们欧洲人的看法则与此不同，羞辱在我们看来极为残酷，这种耻辱一辈子也无法抹掉，我们对羞辱深恶痛绝。

在臣民们看来，荣宠不仅是勇敢的原动力，而且是他们效忠的理由，比自己的生命还要宝贵，君主们能拥有这样的臣民，应该很欣慰。

君主羞辱了臣民，必然会带来类似凯雷亚、宦官纳尔瑟斯、尤里安伯爵的复仇一样的灾难性后果。另外，亨利三世[574]将蒙庞西耶公爵夫人身上某个极少有人知道的毛病透露出去后，蒙庞西耶公爵夫人受到这样的羞辱后便怀恨在心，开始跟国王作对，一辈子从未停止过。

第二十九节专制政体的民事法可以给予一些自由

受其性质影响，各处的专制政体都差不多，但还是有着很大的差异，这是因为各地的状况、宗教观点、原有的思想、依照的惯例、人的气质、风尚以及习俗都不相同。

在专制政体下，一件相当不错的事情就是确定某些思想，比如，在中国，君主被人民看成父亲；在阿拉伯帝国初期，君主被阿拉伯人看成布道师。

如果能够有类似阿拉伯人的《古兰经》、波斯人的祆教[575]经曲、印度人的吠陀经和中国人的经典古籍这样的可以作为戒律的圣书，就最好不过了。民事法典被宗教法规替代，而且宗教法规还为独裁划定了一定的范围。

还有一个不错的做法，就是如果法官遇到了不容易截断的案件，就会向神职人员征询意见[576]。所以土耳其的法官就向毛拉征求意见。如果在某个案件中罪犯应该判处死刑，假如有特殊法官，为了让政治权力有效地缓解民事和宗教权力，他应该听取总督的意见，这是很不错的办法。

第三十节对上一问题的补充

源自专制残暴的规定之一，是由于父亲丧失了荣宠，妻子儿女受到了连累。妻子儿女非常不幸，尽管他们并不是罪犯，再加上君主为了让他的怒气消了，显示他的睿智判决，还安排一些人在他与被告之间求情。

在马尔代夫，权贵人物一旦失去荣宠，为了让国王改变原来的想法和态度，每天都会到宫中朝见国王，这是那里的一个好习惯[577]。国王天天看到他，气也就会消了。

在专制政体国家的一些人看来，向国王为失去荣宠的人求情，就是不尊重国王。这些君主似乎在竭尽全力地将宽容的美德丢弃。

我曾多次提到[578]一部法律[579]，其中阿卡迪乌斯和霍诺尤斯宣称，对那些为罪犯向他们求饶的人，他们坚决不原谅[580]。这项法律非常糟糕，就算是在专制主义国家中也是一项坏法律。

波斯的习惯法是一项非常不错的法律，它准许那些想离开国家出走的人随便离开。而在专制主义国家中，臣民都被看成奴隶[581]，如果有人想离开祖国而出走，就会被视为逃跑，这种截然相反的做法是从专制主义起源的。不过，波斯的做法却非常有利于专制主义，它有效地制止或减轻了帕夏和讨债人对债务人的迫害，因为他们害怕债务人逃跑或隐藏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