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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年以前,王小波写信给李银河说:“我对好多人怀有最深的感情,尤其是对你;爱你就像爱生命。”王、李情书集《爱你就像爱生命》或者能够再次证明,爱情,它确实来过。
这些书信,裹挟着坐立不安的爱情,像个皮球一样被踢来又踢去,终于走向婚姻。人世间,两个人若爱了,结果便是如此。
许多年以后,李银河写了一篇文章《爱情是什么》,探讨加诸制度约束的爱情的出路。“爱情”一词诞生于13世纪的欧洲骑士和他们所追求的有夫之妇之间,它是电光火石般的激情,而激情是不能持久的。要让爱情与婚姻制度协调起来,除了将它转化为亲情和柔情,别无它途。李银河坚信,一夫一妻制肯定不是永恒的,婚姻制度也不是唯一最好的。
李银河是浪漫的,至少在爱情上——你以为王小波会容忍一个不浪漫的对手么?她说,她一直渴望爱情,这样的渴望非常强烈。在她的调查研究中,她也愿意花费精力去证明爱的存在。
许多年以后,李银河在一个年轻时代的好友那里发现了《绿毛水怪》的手稿,一本封面漂亮的横格本,不禁喜出望外:这是她和小波的媒人。当她第一次读完这篇小说后,就生出“要见一见写它的人”的念头。用一句世俗的话来说,这叫“眼毒”。
那时的李银河是一家很端正的报社的编辑,一次去拜访王小波的父亲、逻辑学家王方名时,顺便看了看那个“又高又瘦又丑”而又“涣散得要命”的家伙,从此相连二十年。
在美国匹兹堡大学留学的日子里,一个人的奖学金养活两个人,但他们很快活:每晚从有线电视中收看两部电影,或是去租大量的录像带,当然,生活主要是看书、写字。
1988年,李银河开始做同性恋研究的资料准备,回国后,王小波参与了对调查者的访谈,因为一些同性恋者不愿与女性谈这个话题。李银河对坊间某些闲言碎语的反应是:“在同性恋研究的课题上,小波是我的帮手。”
相对于受过学术规范训练的李银河,王小波的文字是那样能够飞翔。眼尖的人能在一本书中辨认出哪些章节出自他的手笔,辨认他的文字就像辨认帕瓦罗蒂的声音。
王小波说过,人就像一本书,你要挑一本好的来看。李银河觉得自己挑到了一本好书。当这本书的最后一页在1997年倏地合上时,李银河正在英国做访问学者。那天,是个白天,她接到朋友电话,电话里没说什么,只让她一定赶回北京。她猜到了,立刻动身。
她想在他的墓碑上写下他喜欢的斯汤达的墓志铭:生活过、写作过、爱过;还想加一行:骑士、诗人、自由思想家。然后,她要独自面对北京的一切,包括春天的沙尘暴和人们对一个寡妇所有的善意与恶意。
有一点是肯定的,李银河不会按照传统的道德观念去约束自己的行为,她是福柯的追随者。福柯深恶痛绝的就是按照规范生活,他热爱自由,尊重每一个人过美好生活的意志和选择。我行我素,方能超凡脱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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